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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统一、转型金融标准完善、组合化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多双边国际合作、碳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随着绿色金融发展由“规模赶超”向“量质齐升”迈进，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还面临规模大但供给效率不强、资金期限不匹配、绿色溢价不显著、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等转型阵痛。“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实现碳达峰，提出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绿色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绿色金融将沿着完善自身市场体系、提升绿色服务效能两大方向发展，整体呈现十大发展趋势。

　　基础制度的完善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五碳”基础制度，预计2026年将围绕产品碳足迹管理，加速完善碳足迹、碳核算等基础制度。一是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有望加速发布。《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制定出台1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预计2026年我国将继续聚焦基础能源、原材料、“新三样”等重点领域发布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二是产品碳足迹因子库建设加速。《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引》确定2027年初步构建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的目标，预计2026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中“产品碳足迹因子模块”的建设及应用进程将加快。三是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稳步推进。截至2026年1月，我国已深入推进锂电池、光伏产品、钢铁、纺织品、电子电器、轮胎、水泥、电解铝、尿素、木制品等10类产品的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预计2026年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范围有望扩容。

　　具体来看，2026年各类绿色金融工具有望呈现多点开花局面。一是绿色信贷仍是规模体量最大的绿色金融工具，2023年至2025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增速为36.5%、21.7%、20.2%，呈现高基数下的平稳增长态势，预计2026年绿色信贷增速将略有下滑，但整体规模扩张态势不变。二是绿色债券迎来快速发展，带动绿色直接融资在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提升。中诚信绿金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且绿色金融债、绿色中期票据是核心绿色债券发行品种。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导向下，预计2026年绿色债券发行将维持快速增长，绿色金融债及企业直接发行的绿色债将呈现并行发展态势。三是绿色基金的市场参与度及吸引力持续提升。《2025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我国ESG公募基金规模达5344.57亿元，相较2024年同期增长30%，ESG股权投资规模约1.2万亿元。随着国内ESG基金分类规则的完善及测算标准的统一，投资者对ESG投资理念的认可度将逐渐提升，推动ESG投资成为市场重要的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之一。四是绿色保险着力为产业绿色发展提供风险保障。2025年大型险企在供需两端持续发力，带动绿色保费收入、绿色领域存量投资规模双增长，绿色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强化。

　　绿色定价的市场化是激发绿色金融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时代，大数据及大模型应用极大提升了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利于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定价的有效性。近年来大模型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不断丰富，在三大方向实现突破发展。一是协助识别绿色项目，加大对“洗绿”“漂绿”项目的甄别，提高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项目资料查阅审核的效率。二是协助推进ESG评分，提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涉及的非结构化定性数据及结构化定量数据等信息，生成企业的ESG信用评级结果，作为创设绿色金融产品的重要参考。三是协助做好风控合规工作，通过异常指标跟踪及风险趋势研判等功能实现风险的预警和处置，提高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规管理能力。预计2026年大模型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拓展，绿色信息的获取成本、绿色信息质量都将显著提升，推动绿色定价市场化。

　　境内外制度标准深度互认将提高我国绿色金融定价的可信度。2026年上市公司将正式进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强制披露阶段。《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明确提出，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最晚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此外，2025年12月，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预计气候相关影响信息将成为2026年上市公司进行ESG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绿色产品标准加速互认。当前，中欧新推出的《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MCGT）正成为境外经济体编制绿色或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重要参考，预计2026年更多国家有可能参与到《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编制工作，将扩大我国绿色金融产品标准覆盖的经济活动范围，提高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在境外市场的认可度和定价话语权。

　　绿色电力的需求呈现井喷态势。绿电交易的核心是“证电合一”，使用者购买绿电不仅获得物理电量，同时获得相应绿证；绿证交易既可以随绿电一同交易，也可以采用“证电分离”模式，作为独立的环境权益商品在市场上单独买卖。当前绿电直连在应对欧盟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上更具有优势，且中央层面大力支持绿电直连等新业态发展，预计绿电交易规模将持续增长。同时，近期绿证不能以“零元”挂牌的形式在公开市场流通，提高绿证作为环境权益凭证的稀缺性和认可度，带动绿证交易活跃度。从绿证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来看，自2024年10月1日起，深远海海上风电、光热发电项目可自主选择核发交易绿证或申请CCER，过渡期设置为2年，考虑到2026年绿证与CCER衔接过渡期结束，过渡期间绿证运行以及CCER市场表现情况将成为部署未来衔接事宜的重要考量因素。从绿证与全国碳市场来看，全国碳市场尚未将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纳入管控，在支持重点行业提高电力消费中绿色电力比例的导向下，预计间接碳排放管控或将成为绿证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开展联动的突破口，绿电、绿证与碳市场之间的衔接和联动机制将进一步打通。六、绿色金融加速与数字、科技、普惠金融融合发展

　　发展，在绿色能源中侧重支持煤电与航运等行业，在绿色建筑中助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具体来看，一方面，挂钩产品将成为转型金融的核心产品。当前转型金融产品主要结合转型企业的环境指标或绿色业绩指标创设新产品，预计2026年转型金融产品将呈现出多元化、混合化趋势，例如金融机构将加速探索“转型+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PT）”混合型挂钩债券，将募集资金按照专项与非专项分流，既保障转型企业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也有效弥补资金短板。另一方面，碳资产类产品在转型金融产品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将以碳价作为估值基础，推动转型企业碳资产金融化，拓宽高碳企业的转型融资路径。与此同时，碳账户与碳评价预计将成为转型企业的重要增信手段，金融机构可通过碳资产质押、碳账户跟踪等形式评估提高企业授信额度的可行性，解决“高碳行业不给贷”的痛点，重点支持高耗能企业的绿色技术改造。

　　为例，若未开展碳排放数据核算，将被迫使用新版默认值计算碳关税，缴纳成本可能大于出口利润。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计划于2028年起，将180种钢铁和铝密集型产品纳入CBAM的覆盖范围，包括机械、电器和专用工业设备，预计将促使大批出口商提前开展欧盟碳关税的应对工作。基于此，碳足迹核算与碳标识认证成为影响企业高质量出海的重要因素，将倒逼外贸企业将绿色低碳发展意识贯穿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对绿色金融工具的需求大大提升。为更好服务企业绿色出海，预计2026年金融机构将围绕绿色贸易的多环节创设多元金融产品，例如推出绿色贸易贷款、绿色贸易信用证、绿色贸易保险、绿色贸易担保等创新绿色金融工具，重点帮助企业锁定碳成本、规避汇率与碳价波动，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合规成本。十、可持续金融框架不断延伸，更好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提升生态产品价值是缩小我国区域差异，实现农业带、工业带与生态带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2025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2026年生态产品价值机制改革预计将在三方面继续加大探索：一是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二是推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纳入城市经济数据核算体系，推动GEP在不同区域间交易，为缩小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提供思路参考。三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金融产品加速落地，推出保险资金生态直投等直接融资产品和服务，创设生态资源权益融资租赁等间接融资产品和服务，更大力度运用绿色生产保险等生态保险工具。整体来看，绿色金融将进一步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在生态资产跨区域流通、交易、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